东西问丨戴维·古德曼：如何推动中澳关系稳中有进？|精品人妻少妇嫩草AV无码专区

1. 4399在线观看免费高清电视剧

　　中新社悉尼9月5日电 题：如何推动中澳关系稳中有进？

　　——专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

　　中新社记者 薄雯雯

　　今年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开局之年。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关系得到稳定、改善并实现全面转圜。

　　不久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澳双边关系发展受到外界关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研究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他近日在悉尼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健康稳定的澳中关系有利于造福两国人民，希望看到两国之间更加紧密的人文交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走上中国研究之路？

　　戴维·古德曼：20世纪60年代，当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本科时，了解到一些关于中国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并不相信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各地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多样的习俗、饮食和语言文化，我想研究这些差异，通过在中国实地调研而非从教科书中认识中国。于是，我决定先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

　　因为我对地方政府的运作机制感兴趣，所以选择将中国政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在那个年代，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我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具有普适性，这就意味着要考虑中国的经验。因此，我的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既在当地了解中国，同时也将中国发生的事情融入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之中。

　　1976年4月我第一次去中国，翻看当时拍下的照片，与今天的中国对比变化巨大。从街道、建筑到生活与思维方式，一切都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以交通为例，几十年前我从上海到苏州坐绿皮火车，耗时数个小时，但如今乘高铁只需20多分钟。

　　中新社记者：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要关注哪些议题？如何评价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发展现状？

　　戴维·古德曼：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机构之一。我们目前主要有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本土中国项目”(The Local China Project)，旨在从地方层面研究中国的发展动态与多样性，具体领域包括数字经济、地方治理、农村发展等。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与福祉项目”(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Project)，聚焦公共卫生、气候变化、零碳发展等议题。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并不像过去那么好，过去我们在文学、语言、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深厚，但如今与十年前相比被大大削弱了。幸运的是，2022年阿尔巴尼斯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以来，澳中关系实现全面转圜。我希望这种密切的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并得到深化，也希望看到澳中两国在学术、文化、旅游等领域更加紧密的人文交流。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澳大利亚个别政客和媒体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原因是什么？

　　戴维·古德曼：主要有历史和政治两方面原因。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为了限制亚洲移民，在成立之初便确立了“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取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长期深受美国的影响。实际上，美国的行为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却未必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我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摆脱对美国的一味依赖，拥有更加独立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但显然改变需要时间。

　　中新社记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访华，您如何看待此行意义？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戴维·古德曼：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对澳中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无疑与中国有很多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行展示出中国并非是一些政客和媒体所妖魔化的样子。两国领导人见面次数越多，越有利于造福两国人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注意到双方领导人在会晤时都提到“求同存异”，我认为这是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的良好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具体而言，经贸合作方面，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结构高度互补，两国应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地位，澳中双方在先进技术领域具有进一步合作的潜力。同时，两国在钢铁行业减碳、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也非常重要。人文交流方面，应多组织两国青少年的交流访学项目，鼓励更多澳大利亚民众前往中国旅行，去亲眼看一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品尝各地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完)

　　受访者简介：

　　　戴维·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71年以来，他曾在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多所大学任职，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