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中国”印记|任你躁x7x7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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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里的“中国”印记(文化中国行·文物有话说)

　　图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③：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及其铭文“中国”。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

　　图④：湖北武汉博物馆藏五乳神兽镜。

　　湖北武汉博物馆供图

　　图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供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明确表达早期“中国”概念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表，到定格后世“中国”龙形象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从留下“中国”一词最早文字记录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到为“中国人民”提供最早实物文物例证的汉代五乳神兽镜，再到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作为历史的见证，考古文物生动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博大气象。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疏源浚流，与古为新；国宝重光，时代华彩。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铭刻下“中国”印记的文物，在思接千载中读懂“何以中国”、坚定文化自信。

　　——编 者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表

　　都城中的早期“中国”

　　何 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这样评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点遗址，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感知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必经之地。

　　要深入了解陶寺文化，就不得不提到陶寺遗址的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圭表。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水平放置于地面上，表面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也称“圭尺”；垂直于地面的标杆叫“表”，亦称“立表”。据学者研究推测，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距今4300年至4000年。

　　陶寺遗址中期王墓出土的立表，为通身涂红彩的木杆，其复原高度为225厘米，按照陶寺一尺等于今25厘米来换算，折合陶寺尺为总高9尺。古人在使用立表时，将其垂直插入地下1尺，地上留8尺。

　　同期出土的圭尺，为木胎彩漆杆，复原长度187.5厘米，折合陶寺尺7.5尺。圭尺上残余42道刻度，其中第11号刻度的长度为1.6尺。《周髀算经》提到，夏至标准的晷影是一尺六寸，但并未说明其具体意义。《周礼》说夏至影长一尺五寸为“地中”，但这是河南洛阳的数据。从地理纬度上看，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位于洛阳的北边，夏至影长要更长。综合推断，陶寺圭尺的第11号刻度，应该就是古代晋南地区的一个“地中”标准。

　　在古人心目中，圭尺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判定“地中”。“地中”观念源于古人朴素的宇宙观，是“中道”“正统”等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源头，经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强化与巩固，其地理标志基本固定在嵩山及伊洛地区一带。即使后世国家政权中心由于各种原因，一时远离“地中”，统治者们也会通过“假中于河”、祭拜嵩山“天室”、营建“东都洛邑”等方式，与“地中”建立联系。

　　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陶寺遗址是一个邦国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所覆盖的区域，其政治实体已进入国家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在陶寺文化中，“中国”的概念已经出现。这里的“中国”，我们可以拆解为“中”和“国”两方面：“中”是“地中”概念，“国”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主要代表“都城”。综合陶寺遗址多年考古成果，我们认为，陶寺文化完整而明确地体现了早期“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陶寺考古队第四任队长，本报记者付明丽采访整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图腾里的“中国”气象

　　赵海涛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河南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等沿洛水依次分布。其中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经过60余年的考古发掘，这里展露出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王朝气象。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对研究王朝国家形成、礼乐制度兴起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二里头众多文物中，绿松石龙形器无疑是件“超级国宝”。它出土于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南院的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现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其工艺水平与象征意义进一步印证了二里头的王权高度。这件龙形器呈长条波状曲伏，以中脊线为中轴，有菱形纹、龙尾内蜷等特征。龙身由2000多片绿松石嵌片组成，多数嵌片长仅几毫米、厚不足1毫米，且每片均按图案设计成上大下小的楔形，通过胶黏嵌合后，表面严丝合缝，龙身栩栩如生。

　　如今，即便借助三维建模与3D打印技术，我们在复刻这件文物时仍要面临不小挑战。绿松石龙形器用工浩大、制作精美，不仅展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业的顶尖水准，更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之一。

　　虽然绿松石龙形器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龙形象器物，但其与后世中国龙的形象十分接近。在此之前的玉龙多为C形，而绿松石龙形器的出现，标志着龙的形象开始定型为长身子、菱形纹等特征，这种形态对后世龙形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周时期，青铜器、玉器、骨器上的龙纹饰很多都以此为原型。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成果表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202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成果认为，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网格区域布局，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接力，我们得以进一步探源“文明曙光”、诠释“何以中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四任队长，本报记者张文豪采访整理)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

　　铭文上的“中国”之源

　　李晓毅

　　何尊是西周早期贵族“何”为祭祀祖先所铸的青铜酒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贾村镇，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其造型庄重威严，上圆下方，通体有四道扉棱，将器表分为四部分，形成独特的空间韵律。何尊上部的纹饰以芭蕉叶和蛇纹点缀，腹部和下部分别饰以高浮雕、低浮雕的兽面纹，纹饰疏密有致，凝重而富有变化，体现了西周早期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大意是：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为父亲武王进行了盛大的祭祀，在东宫大室中对“何”进行训诰。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从字源看，铭文中的“中”象征中央权威，其字形似旗杆，代表城邦或族群活动的中心；“国”字写作“或”，由“城池”与“干戈”构成，意为以武力护卫的都城。周成王“宅兹中国，自之乂(yì，治理)民”的表述，表明周人以建都天下中心为基点构建政治秩序。

　　随着周代“华夏”概念的形成，“中国”一词逐渐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明认同符号。

　　周人融合夏、商、周三族为“诸夏”，以礼乐制度为中心，形成超越族属的文化共同体。此时的“中国”涵盖了礼制和价值观等层面，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纽带。例如，周初推行分封制，将“中国”塑造为礼乐文明的象征，周边族群通过接受周礼而融入“华夏”。这种文化整合如同强大的磁场，不断增强吸引力与凝聚力。

　　何尊是西周早期少数明确纪年的青铜器，其铸造时间与铭文内容结合，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提供了关键标尺。铭文“唯王五祀”，为解决周公摄政的7年是否计入周成王在位年数的历史争议，提供了实物证据，修正了传统史观中对西周纪年的认知；铭文记载的周成王营建成周(西周王朝的京师)事件，与《尚书·周书》中的《洛诰》《召诰》及《史记·周本纪》记载相印证，不仅证实了周初的政治布局，还揭示了周王朝的治国策略。

　　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何尊铭文的深层意义，在于其通过“中国”概念的双重性，既展现了周人“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更反映了从“地理中心”到“文化认同”的文明见证。这一始终承载兼容并蓄文明基因的“中国”概念，使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既能不断吸收多元文化，又始终保持凝聚力。

　　(作者为陕西宝鸡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湖北武汉博物馆藏五乳神兽镜

　　千百年的“中国”愿景

　　任晓飞

　　“中国人民”一词出现得有多早？在湖北武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五乳神兽镜，因其主题纹饰外围所铸铭文中出现了“中国人民”，被视为该词在已知实物文物上的最早例证。

　　该五乳神兽镜，直径18厘米，重约500克。镜体呈圆形，中央为圆钮座，钮座四周环绕四只猛虎，两两相峙，神态威猛。五枚圆座乳钉将镜背主纹饰区划分为5个部分，分别铸刻着双虎、双鹿、独角兽、双角兽、神人戏龙等不同纹饰，整体布局严谨有致，工艺精湛，体现出当时成熟的青铜铸造水平。

　　汉代铜镜通常会被研究者按照铭文类型分类，该五乳神兽镜属汉代“青盖镜”一类。镜背外圈一周环绕篆书体阳铭文，共21字：“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这里的“多贺中国人民富”意为祝愿汉代疆域内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另有专家认为此句应释读为“多贺中国人民息”，取休养生息之意。

　　“中国人民”一词最早可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细数四方物产后，提到“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这面铜镜上的铭文，将宏大的国家意识与百姓生活的祈愿结合在一起，折射出汉代社会的文化心理。

　　铜镜在古代用途广泛，除了作为照面的日用品，也常被用作嫁妆与馈赠的礼物，或是随葬器物。在众多汉代铜镜铭文中，最常见的是如“长宜子孙”之类的祝颂语，反映人们对家族延续和生命健康的重视。五乳神兽镜上的这段铭文，不仅是吉祥祈愿的表达，也是研究汉代社会的重要材料。

　　从铜镜上的“多贺中国人民富”，到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一词已跨越千百年。它不仅是语言文字的传承，更是文化认同的延续。通过这面小小的铜镜，我们能感受到自古以来百姓对国家安定、生活富足的共同期盼。

　　一面铜镜，铭刻着汉代的风云与愿景；一句“多贺中国人民富”，仿佛仍回荡在我们耳畔。走进博物馆，面对这些静静陈列的文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历史的宏伟与壮阔，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作者为湖北武汉博物馆馆长，本报记者范昊天采访整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织锦护臂

　　交融间的“中国”文化

　　于志勇

　　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了一件汉代织锦护臂。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整体以织锦为面料，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护臂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发现之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以下简称“‘五星’织锦护臂”)，如今静静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橱窗内，讲述着一段跨越了2000多年的故事。

　　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五星”织锦护臂发现于一处两人合葬墓，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短剑鞘等物品放在一起。当时，现场工作人员在清理墓内男性葬者右侧的织物时，发现一部分色彩斑斓的织锦掩埋在沙土中，格外醒目。随着一点点翻开，织锦不仅逐渐显露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色花纹，还陆续显现“国”“东方”“五星”等字。最后看到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时，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经过专家分析和鉴定，“五星”织锦护臂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这种织法在汉锦中较复杂，极为罕见。其纹样题材异常别致，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草，并巧妙地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篆体文字列置其间。

　　经纬纵横，展现工艺，更见证历史。据考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星占用语。“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则是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的是“中原”。古人相信，每当五星相聚，辉耀东方，国家就将安宁昌盛。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五星”织锦护臂出现在远离中原地区的尼雅遗址，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在2000多年前就进行了深度交流交融。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实物和理论支撑。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本报记者李亚楠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