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群贤毕至的全球大会上，有一群星光熠熠的“架桥者”|国产对白国语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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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浦江之畔，群贤毕至，思想激荡。10月13日至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球五大洲的知名学者、智库专家、文化使者等齐聚一堂，以“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为主题，贯通文明脉络与现代化实践，“以学术照见中国，以中国回应世界”，共启思想交流盛宴，共绘文明互鉴图景。

　　“资深政要：从世界舞台观察“中国治理””

　　本届大会特邀多位具有丰富国际治理经验的资深政要参与研讨，将专业类对话提升至全球战略的高度。这些资深政要从亲身参与的全球化治理实践出发，为审视“中国方案”、理解“中国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操作者”视角。他们的见解，源于治国理政的亲身实践，因而显得厚重与深刻。

　　1978年，39岁的罗马诺·普罗迪从讲坛走上政坛，出任意大利工业部长。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两度出任意大利总理，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并推动欧元启用以及欧盟扩大至25国。作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派”奠基人之一，普罗迪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中国人民的活力印象深刻，并一直关注着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认为“这种改变比任何人所以为的都要更加深刻”。

　　普罗迪强调，全球合作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是面向全世界开放的重要公共产品。各国政治家需要认识到如何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学会在接受差异中实现互相理解。

　　普罗迪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作为意大利人，这个倡议让他想到马可·波罗和古代丝绸之路。他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让许多欧洲国家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面对复杂局势，中欧双方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共同议题，强化合作机制。实践一再证明，唯有开放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作为波兰经济转型的“核心设计师”，格泽高滋·科勒德克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至2003年两度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他的研究论文与书籍被译为28种语言出版，是“全球学术引用率最高的波兰经济学家”。作为一名马拉松跑者及环球旅行家，他的足迹更是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勒德克坚定地发出推动“包容性全球化”的呼吁。他认为，过去30年间，世界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当前，国际局势日益陷入利益冲突的泥沼，致使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已然终结。但若能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这种悲观论断将不攻自破。“全球南方”的经济体对此变革寄予厚望，而中国有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武克·耶雷米奇，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前外交部长。在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期间，他主持了“里约+20”峰会授权的谈判，见证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全球议程的复杂性与重要性，最终促使各国在2015年一致采纳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耶雷米奇强调，国际合作并非一项选择，而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长期的稳定和繁荣，需要更多的耐心、沟通和远见。国际社会应当让理性成为主导，以避免出现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双输甚至多输的困局。

　　在过去20年间，耶雷米奇访问中国近50次。在他看来，从脱贫致富到科技创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高铁等产业的领导力，已不容忽视。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抉择，更是在很多关键领域中不可替代的战略支点。若拒绝与中国合作，不仅代价高昂，成效也将大打折扣。

　　“学术巨擘：在文明对话中“架桥铺路””

　　在本届大会上，还有一群星光熠熠的“架桥者”，跨越语言的藩篱，直抵思想的核心。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安乐哲，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旗帜性人物。他因翻译《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而蜚声海内外，先后荣获孔子文化奖、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

　　安乐哲相信，翻译书籍不仅仅是翻译文字，更是翻译文化。他追求的，是“译意”乃至“译境”，是让英语世界能够真正领会儒家、道家思想的现代生命力。比如，中国哲学中的友谊观念，更多强调朋友之间的差异性是建立友情的起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观点。而在西方哲学中，友谊始于彼此的相同，视朋友为“第二个我”，侧重于朋友间的相似性，将朋友视为能够映照自我、确认自身道德品质的一面镜子。

　　安乐哲呼吁，应当积极把握共享、包容以及“己欲立而立人”等儒家理念，深刻认识和承认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有效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他剖析了困境与问题的本质性不同，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方法找到解决方案，困境则需要我们的深刻觉醒才能有效应对”。这种觉醒不仅要求我们改变行为方式，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价值观念。“儒学，正是推动这种觉醒与改变进而改变世界的强大动力。”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高棣民，多年来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他曾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兼职中文翻译，在中美建交前后见证多个历史性场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创业能力是多么的强，非常善于抓住机遇，不单单是为赚钱养家、服务社会，还期盼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高棣民认为，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找一个好的平衡点，给人们创造更多的空间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1979年2月至1980年2月，作为首批赴华交流学习的一名美国研究生，高棣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中国学在美国学术界还是一个边缘的冷门学科。今天，它已成为一门“无法忽视的显学”。高棣民曾感慨：“我相信交流是有力量的。学术交流是打破偏见、建立互信最坚实的桥梁。培养下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增加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他们客观阐释中国的能力，是我的使命。”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长期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研究与传播。在他看来，造福世界还是掠夺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一大区别。他认为，在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已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并在诸多新兴领域引领世界，为“全球南方”提供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不局限于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它关乎去碳化和新的绿色产业，包括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这些将与新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一起定义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中国正是从这些角度思考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西方远远甩在后面。”马丁·雅克直言不讳地建言，西方国家不应该因为中国并未做过的事情而批评中国，而应该从中国那里汲取经验。

　　欧洲大陆汉学界的多位领军人物也齐聚上海。

　　德国东亚文学与文化资深学者施寒微，2021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级勋章，2024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他介绍，欧洲汉学自其萌芽之初，便植根于对一个绵延5000余年的“中国世界”的想象。进入20世纪，为了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学界围绕“中国”及“中国学”展开了多重概念上的探讨，进而提出“深层中国”构想，试图揭示中国在一个以人文主义与和平为核心的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欧洲汉学的领军人物，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李集雅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代哲学与宗教经典，特别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伦理研究。她认为，当今世界应当为“和而不同”而努力，拥抱文明差异与多样性，鼓励开放、合作与包容。中国经典包含中国哲学和日常生活的精髓，了解中国经典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为此，她不仅把《论语》《中庸》等译成意大利语，还写下《儒家》等著作，向意大利读者详细介绍儒家思想脉络与核心理念。

　　李集雅还积极推动大学“向世界开放”，在2017年将威尼斯大学的第一个海外办事处设在中国，让中意两国的年轻一代有更多到对方国度学习与体验的机会，更深入和直观地理解中西文化和文明。在她看来，文明间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更需要人与人的交流、机构与机构的合作。这是一种持续的、充满生命力的对话。

　　“基于本土经验和关切，谱写多声部“中国学”交响乐”

　　风从海上来。从资深政要、学术巨擘到青年汉学家，本届大会群贤毕至，以多元的构成、深厚的学养生动诠释“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的拓展、“单一学科”向“交叉融合”的递进、“西方中心”向“全球多元”的转变。

　　一是范畴的革新：从“古典汉学”到“贯通之学”。理解当代中国，不能固守在古典文献的象牙塔内，而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中，实现古今的贯通。

　　波士顿大学教授管礼雅提出，“中国的崛起为构建一个严谨、逻辑自洽且基于实证的文明定义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在漫长历史中，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遵循着靠书面语言固化下来的元典原则。这些元典原则直接塑造三大文明的精神内核，为人们提供认知现实的范式。元典原则的具体例子，包括西方文明中有关“独一真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的概念，以及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该理论框架为系统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新路径，既能深化对单一文明的理解，又能实现客观的跨文明比较，从而促进文明间互学互鉴，推动全球文明对话与合作。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将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置于全球史的广阔视野中进行比较考察，揭示中华文明内部蕴含的发展动力与非凡韧性。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与连续性，是自身文明脉络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升华，而绝非单纯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回应。这为理解“中国特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纵深。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的繁荣与自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定义21世纪，那是因为中国承载了厚重的历史遗产与经验，并具备在逆境中奋起的能力。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长期困扰的困境中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也延续并发展了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使中国能够深刻认清自身所处的国情与社会现实，推动国家在改造与发展中重拾历史主动。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把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潮流、凝聚民族意志和决心具有根本性作用。

　　二是方法的创新：当古老学问遇上“跨界武器”。中国本身的超大规模性与极端复杂性，对任何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构成挑战，也因此催生前所未有的方法创新。在世界中国学研究舞台上，众多专家学者就像一群充满好奇的“探险家”，广泛汲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技术，在跨界融合中寻找新的解释力与洞察力。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冷静分析：判断是否产能过剩，需要一套客观的、多维度的标准，而非政治化的口号。将节能减排目标、新兴产业初期的竞争性投资、中国雄厚的产业基础与供应链支撑等因素纳入分析模型，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市场合理性与阶段性特征。

　　西班牙加的斯大学副教授欧荷西的研究，代表了史料运用上的一场“静默革命”。他在西班牙、美洲与菲律宾的行政记录、语言手册、港口登记、司法文书等非官方的跨国交往记录中，精心打捞出关于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政治、贸易、社会等的间接记载，为深入理解古代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通过严谨的概念史考据，揭示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国际学界所习用一些概念体系，如“儒教”，在西方更多是被知识界逐步建构起来的标签。当大家意识到这些基本概念的历史建构性时，便有可能突破由少数知识精英基于书面文本构建的解释框架，转而以更广阔、更贴近社会现实的视野，去审视无比复杂而鲜活的东方社会生活图景。这一反思，对于打破潜藏的东方主义惯性，具有深远的方法论警示意义。

　　三是视角的转换：从“单一叙事”到“全球合唱”。在本届大会上，与会者将学术的探照灯投向全球治理、科技伦理、生态危机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最前沿，展现出世界中国学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指向。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兼职高级研究员王绍光深刻阐释学术研究与国家治理实践之间所能产生的深刻互动，揭示国家能力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这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有效动员资源、进行长远规划并确保重大战略得到有力执行，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注脚。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两度驻华执行外交任务，累计在华工作近十年。他精通汉语，并研习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等多国语言。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名驻在北京的年轻外交官，贾维德因对中国未来的坚定信念，常与西方同僚辩论不休。他们时常调侃他“成了共产主义者”。贾维德解释，这样的傲慢并非难以理解，因为西方同僚高度认同“西方中心论”。“然而，彼时的我与今日的我都同样坚信：这些偏见与讥讽，绝不会阻挡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性里程碑。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之上。这一壮阔进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

　　据了解，本届大会还突破性设置了五大平行分论坛，既有“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的历史纵深，又有“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机遇与挑战”的未来展望；既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和经验启示”的理论探索，又有“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及“青年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的代际传承。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交流、碰撞，深化对中国发展与世界未来的思考，为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埋下种子，为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世界注入思想和学术力量。

　　南非总统府副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本身是非洲研究的专家，长期致力于探寻适合非洲自身的发展路径，反复呼吁“多元世界的理念是对抗霸权主义的力量”。因为对独立自主的重视，他也开始积极投身中国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中非关系、中国的治国方略和治理经验，希望从中探寻对非洲发展的有益启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教授阿尤布·撒勒塔史，曾赴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深耕东西方人文与历史的交叉地带，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历史联系的“丝绸之路学术共同体”。

　　埃及青年学者哈迪尔·赛义德发表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的支柱》等文章，代表了阿拉伯世界新生代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敏锐观察，为理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注脚。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解放日报 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