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大学，我做主|公翁太涨公欲息肉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25.9.15总第120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你们不仅仅是学生，也是这所大学形态的创建者。”

　　收到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大”)录取通知书的这天是7月24日。江西考生小熊亲手拆开快递，先看到的是校长王树国的签名，他知道这是校长一份份亲笔签下的，一共50份，每个编号都是0001。编号正对的另一面，就写着这句寄语。

　　福耀科大是今年最新获批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之一。75岁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捐资100亿元筹建，66岁的王树国刚从“双一流”名校西安交通大学校长职位卸任，立刻决定出任福耀科大校长。古稀之年的两人，决定一起探索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赛道。

　　今年2—6月，教育部连续批复同意设立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分别是福耀科大、大湾区大学(以下简称“湾大”)和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三所大学的批文中，国家对其定位与角色有统一表达：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此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西湖大学和深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理工”)等“前辈”走上了这条道路。

　　这条路通往的是未来的知识体系、大学与产业形态。有勇气押注的，还有一些学生与家长。小熊今年的高考分数为628分，这足够他拿到武汉大学的“入场券”。但他选择了福耀科大，父亲最初很反对，认为虽然有“网红校长”王树国背书，但在保研、就业等方面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据他观察，就其所就读中学而言，只有极少数同学在志愿填报时真的选择了福耀科大。

　　这揭示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只要是改革，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改革需要“学生和大学共同实验”。

　　“小而精”的比较优势

　　招生宣讲会结束的第二天，高中校长把小熊单独叫到办公室，劝他福耀科大“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一定要抓住”。高考前，该校长曾邀请王树国来校分享福耀科大的培养理念，听完后，他被这位改革者说服了。他押注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未来。“校长对我说，过几年，福耀科大的分数线一定会更高，越早进去，性价比越高。”小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敢于“赌一把”的考生与家长并非没有自己的“算计”。多位受访学生与家长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吸引他们的有三点：一是专业的自由选择权；二是超高师生比；三是丰富的实验室与科研资源。这些共同指向了新型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人均资源。

　　“国家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期待很明确，就是希望我们肩负着改革的使命，改革的对象，就是那些在传统大学中长期难以解决，但对国家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强国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管理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指出，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目前最根本的难题就是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需求与资源有限性间的矛盾。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大学越来越“大”。越是综合排名高、名气大的学校，国家给的招生任务就越重，一届学生动辄几千人。很多“双一流”大学，生师比超过20:1。然而，每个学生都拥有不同的潜能与特质，对教育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在前述大学管理者看来，教育的作用就是让每个孩子的优势都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

　　“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想从事怎样的工作……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每个学生才能按自己的兴趣去选择未来。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尊重人才的个性化成长规律，传统大学不是不清楚这点，只是受限于种种因素做不到。”在他看来，新型研究型大学最核心的定位就是“小而精”，这是很多改革得以落地的关键。

　　从个性化培养的目标出发，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时，基本遵循两个底层逻辑：一是提供充分的选择空间，包括专业、课程、导师与科研实践；二是资源要跟上。

　　大学生要做的所有选择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专业的选择。西湖大学副校长、理学院执行院长邓力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多数传统大学实行按专业录取，学生进入大学后，已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于所选专业的轨道，并通向某个确定的职业目标。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更大的选择权，希望学生们进入大学后先不要急于选专业，通过选课或科研等渠道接触不同专业后，再结合自身兴趣做出选择。

　　“西湖大学允许学生多次选择。”邓力强调，“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只有当学生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才可能具有长期的自驱力，而一个具有自驱力的人，才最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创新者。”

　　2018年成立的西湖大学，由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担任校长，2022年开始招收本科生。首届学生小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初选择西湖大学，正是因为学校提供了较长的试错时间。他从小就想成为科学家，高中时对物理和数学都很喜欢，进入大学后，他才进一步明确了数学和物理看待问题的视角有何不同，发现自己更热爱物理。

　　西湖大学的首届本科生共60人，据小范估算，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在大一就清楚要选择哪个专业，剩下的同学则是经过了一年半的“游荡”后，才做出选择。

　　目前，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规定学生从大二起开始确定专业，也有部分学校将时间提前到大一下学期。为了让选择足够理性，这些大学设计了各种制度以确保学生对不同专业的认知不会浮于表面。

　　一种办法是科研实践。深理工采取的模式是“4+1”，学生每周只上4天课，到了周五，要求学生进入不同学科的实验室轮转。另一种是设计多元化的通识课程体系。以深理工为例，从今年起，每个学院都将开设一门通识性导论课，大一学生可以“6选3”。

　　湾大副校长、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讲席教授李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湾大将计算机科学导论列为全校必修，且学习时间长达一年，以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包括逻辑思维、算法思维、网络思维与系统思维，导论的课程模块与四种思维分别对应。”

　　此外，导师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为每个学生在本科的不同阶段配备了多位导师，包括生涯导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等。“我和学术导师平均每两周吃一次饭，他对我的学术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和导师交流，我才明白什么是好的学问。”小范说。

　　近年来，很多传统大学也意识到专业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开始尽可能开放转专业的权限或进行“大类招生”，但考虑到“僧多粥少”的现实，到具体转专业、分专业时，学校还是不得不设置绩点门槛。这会进一步导致学生陷入“卷”绩点的焦虑状态。

　　在湾大，李晓明说，即使80名学生全部选择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学校也会有足够的师资资源支持。他觉得，学生们对专业的看法会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造成非正常的冷热不均，但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信息沟通，让学生真的能充分了解不同专业的优势与特点，一定会在实践中逐渐达成一种“自然的平衡”。

　　目前，湾大还在尝试探索基于学分的多专业学习路径。“我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计算机系参观时，问系主任每年会招多少学生。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触动：我不知道每年来多少学生，只知道每年有多少学生从我的系毕业。当时，他拿出一张课表，只要学生修完上面列出的专业核心课，就给他们发学位证书。”李晓明说。

　　南科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沈红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从通识课程体系设计、本科生参与真实科研，导师的全程相伴与引导，到本科生书院，新型研究型大学所构建的其实是以学生选择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这是一套连续的、环环相扣的系统性制度。

　　“要确保每一个学生、从进校到毕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这背后，依靠的是充分的资源支撑。比如我自己作为书院导师，要确保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其需要的精力，所以学校分配给导师的每一级新生是2—5个。”她解释。

　　“自下而上”的改革

　　8月25日，2025年“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公布，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闫浈博士就在其中。她的研究方向是叶绿体蛋白转运机制，去年，其团队连续在顶刊《细胞》杂志发表论文，揭开了叶绿体蛋白转运之谜。此时，距离闫浈2019年全职加入西湖大学，不过六年。她自己都没有想到，从美国回国后，她的科研进展会如此顺利。

　　闫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初之所以选择西湖大学，不仅是看中学校提供的平台与实验室资源，更关键的是给予年轻实验室负责人(PI)充分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由选题和评价体系。

　　她说，西湖大学允许所有年轻PI独立组建实验室、拥有招生权与自由选题权，并提供充足的启动经费。“这里可以让我在一个相对纯粹的环境下，安心地自由探索。”

　　在国内很多大学，引进海外留学人员时，会根据其是否申请到“海外优青”来确定待遇。而西湖大学全面采取非量化的评价考核指标，以小同行评价和研究成果的不可替代性为核心标准，而不是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及各种“帽子”。也就是说，在西湖大学，有没有“帽子”并不与资源挂钩。

　　为何传统高校在“破五唯”方面一直进展缓慢？多位受访者指出，其核心原因不仅在于内部，还在于高校面临外部的重重考核压力，包括学科评估与“双一流”评选。简言之，论文数量、国家科研项目以及长江学者、杰青与院士等“帽子”，直接关乎着高校能否争取到更多经费和资源。

　　年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想一直在原有的“游戏规则”里“游泳”，客观来说，也不可能竞争得过那些老牌名校。它们想要另起炉灶。传统大学里，围绕各种指标的考核压力层层传导下来，在学校—学院—系—教师的生态链中，教师排在最末位。但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采取扁平化的管理体制，在邓力看来，“甚至可以说是去中心化的”。

　　他解释，西湖大学虽然有学院这一层级，但学校把资源“直接给到个人”，打破了学院利益格局。以核心的学生资源为例，博士生的名额直接放在教师名下，而不是先分到学院，再由学院内部调配。

　　邓力认为，这项制度的最大好处是拥有很强的灵活性，如果教师有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就可以无障碍地跨学院录取学生，这样也促进了学生交叉思维的培养。

　　“无论是交叉还是不交叉，重要的是没有壁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遇到的科学问题要求必须学科交叉才能解决，因此，交叉是基于需求自然形成的，不需要靠外界来强制推动。我始终认为，当老师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向处于最前沿时，必然具有强交叉性。所以学校要做的就是相信老师，给他最大的自由，为其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源。”邓力分析。

　　本质上而言，无论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改革，还是“以老师为中心”的资源分配方式调整，都指向一种彻底的、自下而上的体制机制革新。沈红认为，这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和既有研究型大学的区别。“校龄长的大学历史包袱重，涉及的学科与教师众多，利益链复杂，往往只能做局部改革，难以进行全面、系统的体制机制改革。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轻装上阵。”她说。

　　正因如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干脆直接建立起全新的学科架构。深理工首批成立的7个学院，例如合成生物学院、生命健康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等都是交叉学院。福耀科大设立的每个学院都涵盖多个学科方向。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人类的知识体系正在不断重构，目前大学的形态仍处于过渡时期，因此，福耀科大暂时先构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科框架，保留学院这一层级，但取消了系的设置。

　　不过，多位专家指出，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已部分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边界，但大学与企业之间的“高墙”仍然存在。除了人才培养之外，国家赋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另一重使命，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但现有评价体系中，对产教融合的导向性仍待加强。

　　国内某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处处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重科研、轻转化”是我国高校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然在指标设计中增加了导向性，比如将横向经费的权重上调；教师如果取得了很好的转化成果、解决了企业的某个重大难题，或自己孵化公司，在晋升时也会成为学术委员会的“加分”项。但必须承认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也要面对外部来自传统评价体系的压力，同时，校内老师也无法完全游离于整个中国的学术生态系统之外。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学校在制度上的有意引导，还是老师对校企合作的主观倾向，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改革的两难之处。“我们无法完全另起炉灶，只能让传统的‘指挥棒’有所偏离。尤其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新型研究型大学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下去，并逐步在传统大学的包围中建立起更高的江湖地位。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既要遵守一定规则，还要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前述科研处处长说。

　　“开一个口子”

　　从南科大筹建的2010年底算起，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只有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诞生，分别是南科大、上海科技大学与西湖大学；而在2024年5月至2025年6月短短13个月内，就又增加了五所。“这反映出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紧迫。”沈红说。

　　她分析，一方面，国家需要愈发快速地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以及高等教育创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型大学难以灵活地迅速应对来自多维度的挑战。这样的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应需而生。

　　但有观察者已看到了一点与“新型”相悖的苗头。一位“双一流”大学的高等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开始“主动融入固有的评价体系”，有的则是“被动裹挟”。“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资源。很多国家级项目不仅能带来几千万元的经费，还有博士生名额，一些校领导为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扛不住压力。”他说。

　　改革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多位受访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管理者指出，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大学超前的改革需求与我国高等教育现有体制之间的矛盾。

　　“最大的一个挑战在入口端，我们缺乏自主选拔学生的权限。”一位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指出，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应个性化的培养模式，新型研究型大学希望寻找那些真正有志于创新的孩子，这类人才不能仅靠高考分数选拔，“考试成绩好和创新思维强完全是两回事”。

　　但对于这一轮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关部门都没有下放招生自主权。上一个被授权招生试点改革的学校是西湖大学。西湖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徐勤荣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西湖大学今年才将招生扩展到省外，此前，主要在浙江省内以创新班的方式进行小范围探索，从高二、高三直接选拔生源，学生自主报名，由学校组织初试、复试，按复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高二、高三学生都需参加当年高考并达到浙江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这种招生模式下，高考成绩只是达标性的要求。”

　　徐勤荣解释，初试主要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复试环节设置了学习能力测试和综合评测环节，“这些考核环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复试阶段，重点测试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理解力、创新力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具有这些综合素质的学生，才更适合进入西湖大学”。经过几年的探索后，他发现，在同一个考核门槛下，高二学生“一点也不比高三生差”。

　　在招生方面，生源数量的控制也令一些改革者头疼。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实现培养“精”的前提是规模的“小”。尤其是，相对于自主权更高的民办公助大学，公办大学每年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会经过一番博弈。“地方政府从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角度，肯定希望好大学扩招，尤其学校的分数线越高，这种压力会越大。”一位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实在“顶不住”压力，他认为，破局的办法只有一个：继续堆资源。李晓明指出，“小而精”的培养模式，使得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生均经费显著高于一般大学，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建设也都需要超常规的资金。湾大目前主要依靠东莞市政府的投入，但单一的经费来源容易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多位受访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管理者也提出，无论民办还是公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未来，学校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建立起自我“造血”功能与多元化的社会资金筹措机制都尤为关键。

　　他们建议，未来，国家应在政策层面给予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大的改革空间，在硕博点申报、专业设置、招生等方面“开一个口子”。同时，有关部门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进行考核评估时，也应使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评价体系。“不要单纯看规模，应多关注师生比、学科特色与质量、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与前沿性，以及多引入来自社会与市场的评价。”

　　施一公在论文《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视域下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在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分类框架中，新型研究型大学仍未作为一个单独细分类型确立下来，体制机制改革和实际运行成效难以获得应有的保障，给长期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带来挑战。他建议，应继续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针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文中小熊、小范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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