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国学丨杨慧林：“中国学”何以是“世界的”？|JZZIJZZIJ日本成熟少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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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上海10月13日电 题：“中国学”何以是“世界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学者共为“中国之学”带来“世界视角”。从昔日的古典文献译介到今日的全球对话，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何以发生演变？今天构建“中国叙述”又为何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译介，文学作品在促使西方了解中国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杨慧林：文学作品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献的西译当然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于生动的故事，而独特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其受众往往遍及不同阶层，可能是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

　　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曾为其内弟推荐过一份书单，其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都是文学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另一是如今虽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的《好逑传》。《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还影响到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译本最早被收录于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杰斐逊看到的英译本就是据此翻译的。而他看到的《好逑传》是由英国诗人珀西编订，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译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译自葡萄牙文。与之相应，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西方学者借助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声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这一说法当然并不准确，但或许也可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认知中国是多么重要。

　　中新社记者：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对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会产生哪些影响？

　　杨慧林：“世界中国学”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必当涵纳于“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中国之中国”，那么无论“历史的中国之学”还是“当代的中国之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另一方面看，“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这是历史与当下相互贯通的关键所在。比如，中国何以为当今的中国？除去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总之，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应该是对“世界中国学”的基本期待。

　　具体而论，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从异质文明研究中国文化，可能会存在某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问题的角度、切入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恰恰是对话的机缘，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启发我们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中诸多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等等。这未必符合惯常的理解，却可能催生新的问题，使那些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程式化歌诗显示出意义，从而激活新的研究维度。

　　反观之，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特别需要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才可形成完整的链条，也才使其中的问题真正得以打开。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有限，许多文物当时根本还没有出土，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东等中国学者得到各大博物馆的支持，在相关文献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这才算说透了沙畹发现的“大问题、真问题、被人忽略的问题”(李零《读沙畹〈投龙〉》)。

　　此外，许多涉及中国文化和典籍的研究，可能需要还原到中国的语境才能通透解读。例如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道元著有《正法眼藏》，将本来是“由汉语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表述，使这部著作始终被认为晦涩难懂，后来旅日中国学者何燕生将其翻译为汉语，还原了书中的中国佛教术语与思维逻辑，乃至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在序言中称“此书直至回归汉语母体，其内涵才真正被理解”。

　　中新社记者：您曾指出，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可能恰恰蕴含着全新的逻辑和思想空间，因此中西方应该经由对方来重新认识自己。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

　　杨慧林：在不同语言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差异中，既能发现被窄化的内涵，也能找到跨文明思想的共通与独特逻辑。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时候，将“恕”翻译成reciprocity(今天常被译为“互利互惠”)且全部字母用大写(RECIPROCITY)，这与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从字形上看，“如心”的解读似乎也早已被广泛接受；但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中的“恕”其实是形声字，“从心，如声”而已，并没有理雅各“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恕”字也许多少被西化了，而西语的reciprocity经由理雅各的翻译，也无法从单一的角度予以理解。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完全可能从这一类概念中提取中西对话的“思想语法”，其中的“解释力”是双向的，也只能在两种语言方式的相互阐释中充分显现。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构建“中国叙述”十分重要？

　　杨慧林：叙述方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逻辑，我觉得“中国叙述”还不仅仅是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叙述本身。比如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跳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思维，只有回到“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中国叙述”，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既是“和而不同”又要“天下大同”，既有“人类文明多样性”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应该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底层逻辑。

　　其次，当今世界，任何单一的概念系统都不足以作为问题的真正出发点，因此任何文本都只能是“互文本”，任何言说都只能是“对话”。而“对话性”恰恰是“中国叙述”的本质特征。这有望在世界中国学的对话中得到印证。(完)

　　受访者简介：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中-间的相关性》(2025)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