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学历焦虑” 重新定义成功|欧美群妇大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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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一些年轻人受困于“学历出身”问题，面对部分用人单位对名校和高学历的明显偏好，他们不时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之中。高学历的人更容易成功吗？青年如何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成功观？

　　主持人：

　　许子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嘉宾：

　　杜玉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李乾坤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耿品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没有名校高学历，就是失败吗？思政课如何引导“学历焦虑”的年轻人在国家发展格局中，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和优势？

　　杜玉华：人们往往把“贡献”局限于高精尖行业，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多元、分工各异的复杂性。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坚守与创造——每一个岗位都具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是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还是制造与服务一线，每一位劳动者的付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

　　在思政课教学中，我注重引导学生从宏大叙事回归微观实践。一是解构“贡献”的多元形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阐明其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将抽象使命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职业目标；二是帮助学生识别并发挥自身优势，许多学生在实践能力、沟通协作与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具备特长，这些恰恰是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重要素养，应有意识地加以发掘和强化，从而提升就业信心与竞争力；三是强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激发内生动力，走出“学历焦虑”，走向积极有为的人生。

　　耿品：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上，我会告诉学生，评价人生价值应全面考量——既要看贡献大小，也看努力程度；既尊重物质贡献，也尊重精神贡献；既注重对社会的奉献，也注重对自我的完善。对人生价值的评判，绝不是仅凭学历高低或某一单项指标简单断定。

　　当前部分年轻人出现的焦虑心态，既源于外界以院校、成绩、奖项等作为单一评价标准，也来自主体意识尚未完全建立的大学生，将这些外部标准内化为自我认知，导致其在角色认同过程中感到困惑与迷茫。

　　因此，思政课教师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增强自我认同。教师应引导他们认清自身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定位，理性看待自身能力、特质与关系网络，鼓励学生以持续发展的心态践行每一种角色；另一方面，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镜像反馈”，正确处理外界评价。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主动调适心态，在积极回应社会期待的同时，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思政课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特别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李乾坤：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如果用高学历、高薪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马克思看起来并不算“成功”。他毕业于柏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但并没有“高薪”的工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贫困的生活。但马克思一生践行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将有限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追求“名校”“高薪”有着本质区别。

　　耿品：在大一上学期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如何把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等内容，既是教师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实践经验较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难以形成深入理解。针对这一情况，在教学中我会采用“小切口”进入的方式，通过身边人、身边事阐释“大道理”。例如，讲述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扎根科技小院、“自找苦吃”的实践案例，帮助学生感悟理论力量与实践价值。

　　主持人：有人崇拜高学历，但也有部分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以“985废物”自嘲，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态？

　　杜玉华：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以及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一直以来，名校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与个人成功紧密绑定，因此很多家长、学生出现了“第一学历”的担忧。而部分名校学生自嘲为“985废物”，反映出了他们面对现实落差时的无力感——即便拥有光环，仍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成就。这些年轻人并非失败者，只是害怕辜负社会、家庭的期待。因此，教育的导向不能仅聚焦于“考高分”“上好学校”，更应重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人”。

　　李乾坤：这源于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人生路径的误区。社会常以量化标准预判个人发展，如分数、学校、排名等，却忽视了高校和专业类型、定位和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如果一所高校和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并非今天的“风口”行业，学生和家长若无法调整预期，就会出现心理落差，也就产生了“985废物”自嘲。

　　耿品：“985废物”这类自嘲其实是部分青年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反讽”自己，由此来释放压力、寻求认同。他们背负着家庭、社会的高期待，当实际成就与之不符，便通过自嘲缓解焦虑，并希望在群体共鸣中获取理解与包容。

　　主持人：大学生应如何定义“成功”？

　　杜玉华：名校学历与职业成就、人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影响职业高度的，往往是个人的学习与实践能力、对行业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人生幸福感的获得，更依赖于个体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现实中，许多普通高校毕业生正是通过持续努力，不断实现职业上的突破。

　　因此，引导青年重新定义成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努力，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成长环境，支持年轻人在探索中找准人生坐标。这意味着要从追求“外在指标”转向注重“内在体验”——成功不应仅以收入或职位衡量，更应看内心是否充实、自我是否认同、生活是否自主、工作是否有价值，以及人生能否在多重维度中保持平衡。同时，成功也应从注重“占有”转向强调“创造”，其核心不在于获取多少资源，而在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价值。无论是攻克关键技术难题，还是在平凡岗位上尽职尽责，这种由创造所带来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远非物质所能替代。

　　耿品：成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往往容易受到外界标签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成功”多元而流动的理解。因此，年轻人与其纠结于是否达到外界定义的“成功”，不如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重要价值，帮助他们理解积极进取、务实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成功的重要意义。

　　主持人：不少非名校大学生靠努力实现了突破，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有哪些普遍性和可复制性？

　　杜玉华：现实中，不少非名校毕业生成功实现了“逆袭”——有的投身新兴行业，有的凭借精湛技艺在制造、服务等领域脱颖而出。虽无名校光环加持，但他们往往更善于把握机会、作风踏实、适应力强，不断拓展出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故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在于它们打破了“名校即成功”的单一叙事，展现出普通青年同样可以通过努力与创新，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尽管具体个案难以简单复制，但其成功逻辑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我认为以下几个要素尤为关键：一是实践导向。他们更贴近现实，更愿意从基层做起，注重将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并在真实环境中积累经验；二是韧性心态。面对社会偏见与压力，他们通常更能放下身份包袱，较早学会承受挫折，并主动寻求差异化成长路径；三是社会感知力。他们大多善于观察社会、深入基层，深刻理解社会运行机制与大众需求，从而更敏锐地捕捉转型中出现的新机遇。

　　主持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自觉选择到基层受锻炼、长才干、作贡献。思政课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意义，并坚守这类选择？

　　李乾坤：“扎根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功利层面的价值追求。它意味着青年主动将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真正把青春奋斗融入家乡改造、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这不仅是对人生意义的深层理解，更是对“成功”定义的重新校准。事实上，基层一线是国情社情最真实的地图，也是青年成长最肥沃的土壤。在那里，年轻人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进而获得持久、坚实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认识到这一点，学历焦虑自然得以缓解。名校背景或高薪职位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签，并不能定义人的全部价值，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找准自己的坐标，在现实土壤中生长出不可替代的能力。因此，年轻人选择基层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换一种方式更好地成就自我、服务社会。它代表了一种清醒的人生规划，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成长智慧。

　　耿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冲锋陷阵，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始终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在思政课堂上，我常常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现这种选择的时代意义。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北大荒，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如今，青年学子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不同时代的青年都作出了同样的青春选择。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政策的实施，为青年深入基层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既能锤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而更好地认识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和价值。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王聪聪整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9月28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