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数字信任的法治根基|久久精品国产一区二区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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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是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的基石，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人工智能产业的纵深推进，传统的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已不能满足数字世界信息和价值的传递需求，也随之衍生出隐私泄漏、信息欺诈等一系列破坏公民生活安宁，阻碍社会生产交往的信任问题。利用区块链、数字身份、隐私计算等技术塑造数字信任关系成为一项新命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数字信任体系，培育数字信任生态。这将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信任基础。

　　作为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下的新型社会信任模式，数字信任的核心在于技术信任。广义而言，数字信任是由区块链、隐私保护、数字身份等一系列技术，通过严谨的数学原理和精密的计算机代码来建立信任关系，为复杂的互联网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的数字化信任服务。实现数字信任的关键，在于依靠技术构建一整套社会合作与交往所需的身份、规则、过程和结果的可信体系：通过数字身份、数字钱包等技术实现身份可信；利用智能合约的自动化与精细化执行实现规则可信；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透明可溯源等特性实现过程可信；借助数字信息的持续验证和交互反馈实现结果可信。

　　但事实证明，技术并非万能灵药，其自身存在的先天缺陷可能触发更深层次的数字信任挑战。首先，技术具有被动性。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在缺少外部价值引领和法律规制的情况下，难以自动适应保护弱者、交易透明、治理有序等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要求。尤其当监管缺位时，技术甚至可能异化为恃强凌弱的工具。其次，技术具有偏向性。技术研发者和应用者自身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判断，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技术中立”状态，导致技术方案可能着眼于特定主体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而非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造成技术信任缺乏社会基础。最后，技术具有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只能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局部最优。当前，信息泄露、网络欺诈、数字鸿沟等顽疾，正是受限于现有技术水平和不可避免的技术疏漏而无法被彻底根除，这使得纯粹的技术可信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稳定的制度供给，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秩序建构机制。超越纯粹的技术逻辑，探索以法治塑造信任，有助于引导和约束人们更加关注交易秩序、安全和公平等目标，消弭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断裂、失衡等负外部性，推动构建生动和谐的数字社会发展图景。因此，建设数字信任，应从纯粹的技术信任向更高阶的法治信任转化，而其关键在于推动法律与技术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良性互动、深度融合。面对数字时代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结构，正被数字时代扁平化、零散化、动态化的社会结构所替代。信任模式的更迭，呼唤着一个更为宏大、严谨且更具操作性的法治框架作为新的基石。构建这一框架，必须从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

　　第一，确立价值标准，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法治引领。数字技术将人物相连、万物互联变为现实，构建起一个包含多元主体、多元利益、多元目标的复杂数字生态系统。为避免数字社会陷入“公地悲剧”式的利益纷争，在法治领域必须确立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取向，并将其具体化为一致性、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基本原则，进而有效克服技术的被动性与短视性。其中，一致性原则要求法律规则引导市场资源遵循统一、透明的标准进行配置，激励行为主体走向合作共赢，进而深化数字资源共享和数据要素价值共创；公平性原则不仅要求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更强调数字服务的平等性、可及性与普惠性，致力于弥合数字鸿沟，保障困难群体的数字权益；效率性原则意味着法治应通过简化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障数字交易的便利与安全，从而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的活力。

　　第二，完善制度供给，构建动态开放的法律规则体系。促进数字信任，核心在于提供高质量制度供给，构建一个能够适应技术快速迭代的动态、开放的法律规则体系，这可以从基础性、领域性和创新性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一是夯实基础性立法。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立法进程，使其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形成有效衔接，构筑数字信任的“四梁八柱”，为数据流通、算法治理、平台责任等核心问题划定底线、明确红线。二是深化领域性立法与标准制定。针对金融科技、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贸易等重点领域，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同时，推动数字身份、电子签名、隐私计算、数据合规等关键技术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实现技术标准的国际互认，为企业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提供“通用语言”。三是探索创新性制度设计。探索更具弹性和前瞻性的治理工具，如建立健全数字信任影响评估制度，要求企业在推出重要产品或服务前，对其在数据安全、算法公平、社会伦理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评估并备案。此外，强化以过程为导向的企业治理问责机制，将企业内部数据保护管理机制、风险评估与缓释体系、算法备案与解释机制的完整性和实施度，作为认定其法律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引导企业主动担责。

　　第三，强化实施保障，塑造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完备的法治框架最终需要通过高效实施来彰显其权威与效能。这要求监管、司法等环节与立法同向发力，构建权责清晰、协同有序、公开透明的现代化数字治理体系。在监管层面，建构高效精准的监管体系，是将数字法治规则转化为现实秩序的关键。应推进协同监管，打破部门壁垒，建立由网信、工信、市场监管、数据管理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加快监管方式创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监管，提升风险监测与处置能力，实现风险的智能预警、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控；防止监管缺位与越位，做到依法监管、科学监管、审慎监管，确保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在司法层面，及时、公正、专业的司法裁判是定分止争、捍卫数字法治秩序的最后防线。应积极发挥司法的示范引导作用，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回应算法歧视、虚拟财产保护、数据权益归属等新型案件带来的法律挑战，为数字社会提供稳定、明确的行为预期；强化司法能力建设，探索建立专业化数字法庭，完善在线诉讼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权利救济渠道，维护数字领域的公平与正义。

　　(作者：薛亦飒，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私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光明日报